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后,新生儿的减少,最先冲击的就是学前教育。
一切在六年前就已有了征兆。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口堆积效应在短期内释放完毕,继2016年短暂的生育高峰后,从2017年起,全国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从1723万人减至2022年的956万人,首次跌破1000万人,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的一半。
从2017年起,全国每年的新生儿都比前一年减少了100万~200万,这些都是幼儿园“丢失的生源”,如今作为生育率下降对社会影响的现实映照。三年疫情过后,当孩子减少,面临生存困境的幼儿园又该何去何从?
随着生源减少,第一批倒下的会是普惠性民办园。中国目前幼儿园主要有三类: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非普惠性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的概念2010年就已提出。
当年,国务院发布了对学前教育行业影响深远的《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提出要积极扶持“面向大众、收费较低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从2017年起,在80%的普惠率指标要求下,大量民办园主动或被动“转普”。
普惠性民办园,意味着性质虽属民办,但收费却是普惠性质。例如在北京,多数普惠性民办园生均每月保教费为750元,与同级别公办园收费一致;青岛规定普惠性民办园保教费最高不得超过同级公办园收费的两倍。相应地,政府会予以生均补贴和房租减免,比如北京的补贴为生均1000元/月。人口结构时刻在发生变化,问题都是从显露苗头开始恶化的,并不是有苗头之后再过多少年才会瞬间恶化,觉得还有时间纯属一厢情愿。
所有的行业,制造业也好,服务业也好,都是围绕人的需求发展。现在人类社会行业高度细分高度专门化,就更加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不可能只有个别行业恶化,别的行业一点也不受影响。现在民办幼儿园出现大量关停,完全是它们自己的问题吗?只单纯是它们收费太高的问题吗?恐怕不是。
出生人口几年时间的功夫减少一半(更客观的说法是减少到放开二孩前的六成),目前为止受影响最直接的都是像幼教、学前培训、兴趣班、母婴、月子中心等本地服务为主的行业,所以从一线城市到县城各级别的城市的相关行业的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就业是有挤压效应的,美化说法是其他行业的就业将会有新鲜血液加入,说难听点就是其他行业的就业也会变得更加困难。所以“现在出生人口刚刚下降,影响到xx行业还需要二三十年”这种说法简直不值一驳。
目前又要实施延迟退休,提倡所谓“银发红利”,无论在短期内低龄老年人是否会有效就业,这都是在把矛盾又转嫁给最基层的雇佣双方——雇佣低龄老年人就是挤压中青年的就业,不雇佣低龄老年人又成了就业歧视,领取养老金额度少的老年人生活可能难以为继。
民办幼儿园关停以后,在“幸灾乐祸”之余有没有人关心那些失业的幼师都去做什么了?受到人口问题冲击,开办机构的小老板遭遇经营困难大可以选择关门不干保住过去的经营所得,最难受的还会是没有什么保障的普通劳动者和领取养老金额度少的低龄老年人。
普惠幼儿园,子弟学校这些收费低,只要服务流动人口的学校,必然会在国家大力投放教育资源下慢慢被取代。
但是随着大城市公办学校的大量普惠性招生,有能力有实力的家长可能会越开越多放弃公办学校,进入私立幼儿园、私立学校。所以本质上就是人口结构调整、政策调整下的学校功能、定位的改变。
时代大潮,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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