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值春招时间,据媒体报道,一些企业将30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将一些求职者挡在这一年龄门槛之外。不少求职者感叹“35岁职场危机提前了”,引发社会讨论。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与岗位要求无关的年龄限制背后是年龄歧视,这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对此,媒体、学者等多方呼吁遏制并消除这种歧视,但效果似乎并不乐观。如何解决这道难题,需要我们具体了解,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近年来,我国外部发展环境更趋复杂,尤其是在疫情的冲击下,餐饮、旅游等行业发展受到抑制,企业用工需求减少。而从供给侧来看,每年都有刷新历史纪录的高校毕业生群体加入就业大军,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基层岗位中年龄较大的劳动者。
一方面,由于当前我国关于年龄歧视的立法和政策并不明确,这导致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年龄歧视”与“任职条件不符”,监督成本也较高。因此,我国职场年龄门槛之所以更低,是因为之前长期人口红利背景下用工内卷恶性循环的一种惯性表现。
“30+”的年龄,正是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阶段,且承担着多重角色。
按照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劳动者供求力量对比也将发生一定改变,从长期来看,用工年轻化趋势也将遭到相应瓦解。对此,政策要先行引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高质量就业,有赖于各方完善就业支持项目和基于终身学习的职业培训体系,通过社保补贴、税费减免等举措引导企业逐步建立能力为本的用人观念,推动建立员工发展立体通道,最终实现企业、员工和社会多赢。
三十岁,是许多人事业发展的最好年龄,生活中也不缺类似的人物例子。因此,消除年龄歧视和就业歧视,可以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就业,实现多赢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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